因为除了诉讼监督、执行监督和监所监督外，在前述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提起公益诉讼等职权中亦有调查核实、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的运用。

这是法律机制完整性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宪法是法律体系正当性的基础，违宪意味着有关国家行为丧失了宪法上的正当性，容易遭到有关国家机关的抵触，因此各国合宪性审查机关对违宪判断大多采取一种消极谨慎的态度。

我国现行宪法以其至上的法治地位和强大的法治力量，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法律体系的合宪性缺陷自然会导致法律体系的正当性流失和法律公信力降低，因此需要一种及时纠错的常态化处理机制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正当化。反观我国法治现状，形式法治所要求的规则之治尚未完全实现，却不得不同时面对法律规范体系正当化的课题。李飞：《努力把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载《求是》2018年第11期。用主流的政治话语表达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要努力实现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当今主要西方法治国家大都已经完成了这些现代宪法的课题，并有走向后现代宪法的趋势。[19]再如，1964年—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各州立法中的歧视措施作出违宪判断实现了联邦民权法案的正当化，结束了南方各州对黑人的歧视政策，巩固了联邦法律的权威。(59)  参见韩大元：《坚持检察制度的宪法基础》，载《人民检察》2016 年第 16 期，第 20 页。

（二）历史解释：法律监督机关概念的法定化 历史解释可以洞悉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入法入宪的意图，把握其来龙去脉，立法者的调整意图和目的可以得自于立法当时的历史情境(45)。国务院各部委、央行、审计署、直属机构可制定部门规章。(17)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 年第 9 期，第 385 页。注释: (1)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8 页。

(63)  前注 (23)，习近平文，第 100 页。参见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载《法学》1999 年第 10 期，第 5 页。

检察系统一般认为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检察以外监督行政的职权活动。从宪法相关法上看，《检察院组织法》第 2 条第 1 款是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的表述，第 2 款则进一步对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的目的作了阐述，其中包含犯罪追诉、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公民权利保障、公益维护以及法律实施保障、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维护和社会主义事业保障。从彭真的说明中不难发掘，检察机关尚不是事关国家重大体制改革的问题，能不改的基本上就维持原状。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

法律监督的核心是诉讼监督，(51) 不论是传统的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抑或现今的公益诉讼，法律监督的触角均未脱离整个诉讼链条。(25) 法律监督的对象已从刑事诉讼中的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监所机关等拓展至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等。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61)  现有行政法体系中，目前共有 6 万多部规章，涉及 60 多个领域。

该法第 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之核心组件——法律监督，从其内在结构看，本质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核心为诉讼监督，这使得公益诉讼创设对行政权的监督已被法律监督所涵摄。

《宪法》第 137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这昭示了该制度的创设对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期许。

(39) 鉴此，有必要对法律监督机关的含义进行界定。二是 1954 年宪法草案初稿第 74 条和 1954 年宪法第 81 条第 1 款受到苏联 1936 年宪法的影响。参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 6 章、《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 6 章。1975 年宪法仅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删除了 1954 年宪法中关于检察机关的全部条款。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应当尤其重视国家法制统一和权威的维护。第 134、136 条分别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定位、检察权行使的法定性和独立性。

而随着 2018 年《检察院组织法》的修订，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为核心的法律监督新格局正式形成。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检察制度亦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

检察权作为国家权力的分支，与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等共同构成了宪法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体系。从所有关涉检察机关的宪法条文来看，尚不能直接得出法律监督机关的完整意涵。

（一）文义解释：法律监督内容的确定 文义解释在所有解释方法中具有优先性，任何文本的解释都始于对文字文义的解释(40)。第 131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党的监督主要是政治方向上的监督，随着2018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通过党的领导和监督，确保国家政权稳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宪法上这种独到的安排，既有其历史和现实情势因素，更框定了新时代检察机关转型发展乃至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张军检察长在向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 年共办理行政公益诉讼 13.7 万件，同比上升14.4%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11.8 万件，同比上升 14.1%行政机关回复整改率 99.4%，更多问题诉前即获解决(64) 有力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参见马怀德：《民法典对行政法法典化的启示》，载《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 年第 30 期，第 40 页。

(31) 其中，党的监督具有根本性，人大监督带有主导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以及政府的审计监督则是在人大的监督之下按照各自权限和职能开展的监督工作。检察机关此种传统社会功能的定位，其个案效果比较突出，但社会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2021 年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强调支持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诉讼监督工作 和行政公益诉讼。因此，需进一步到《检察院组织法》中去追寻法律监督机关的实际含义。

关于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当时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仍然希冀后续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二，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与行政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的完善。

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明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国家性权威性外部性等监督特性，对促使规章的合宪性进而实现国家法制的全面统一具有重要意义。1979 年就法律监督机关首次写入检察院组织法时，彭真在《说明》中强调确定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72)  参见前注(64)，张军文。第 2 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至于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自侦），201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 19 条第 2 款在确立检察机关保留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时特别明确了实行法律监督，此说明该项刑事侦查权仍可被法律监督所涵摄。《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

因此，建国初期由于受苏联检察制度的深刻影响，参照苏联的做法，我国 1954 年宪法未有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54)  前注 (17)，彭真文，第 387 页。

如此，可以将地方上更为具体的违宪违法事例纳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视野，促进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落地，这不仅可为检察院构建职能权威，也有助于缓解我国法律违宪问题难以解决、宪法制裁措施的制裁性较弱和违宪审查机关‘无案可审之间的矛盾 (60)。(60)  前注 (34)，秦前红文，第 67 页。